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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现任童书大使、国际著名儿童作家莫里斯·葛雷兹曼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3月21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在其下榻酒店对葛雷兹曼进行了专访。在专访时，他示意服务生将桌上的柠檬水换成了普洱，“我非常喜欢中国的茶，所以去到过一些中国产茶的地方。”在早先的一次公开采访中，他曾经提道，自己每天都要喝几杯中国茶才能支撑他的写作，并表示自己最喜欢白牡丹茶、乌龙茶和普洱茶。

莫里斯·葛雷兹曼（MorrisGleitzman），生于年1月9日，是澳大利亚大名鼎鼎的作家。他曾经与澳大利亚另一位儿童书作者保罗·詹宁斯（PaulJennings）合著过一系列儿童作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葛雷兹曼凭借多本名作，包括《无赖》（Bumface）、《无病呻吟》（MiseryGuts）和《与女王相处的两礼拜》（TwoWeekswiththeQueen）等跻身全球知名作家之列，《癞蛤蟆》系列（ToadSeries）是葛雷兹曼最受欢迎的著作。安也摄于年3月21日。

葛雷兹曼是澳大利亚最为畅销的童书作家之一，在成为国际著名的儿童作家之前，他做过各种工作，包括为一家百货公司扮演圣诞老人、送报纸、解冻肉品等，在20世纪70年代，他还为电视节目《诺曼·盖森表演秀》（NormanGunstonShow）撰写过剧本。自开始为儿童和青少年创作以来，他以独特的幽默和机智书写那些原本严肃的故事，吸引了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

年，葛雷兹曼的《往事》系列前四部作品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葛雷兹曼透过一个热爱幻想，对世界充满美好愿望的犹太孤儿菲利克斯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大屠杀时期那段惨烈历史。

《往事》系列前六部书封，其中前四部《往事》《彼时》《此景》《余声》已于年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作曾经在澳大利亚囊括安徒生奖、德国青年文学奖等12个最佳图书奖项,被誉为“二战伤痕文学新经典”。目前，莫里斯·葛雷兹曼正在进行第七部，也就是最后一部的创作。

在现今的澳大利亚，儿童读物有着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创作选择，其中不乏酷儿理论、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针对年龄幼小的公民权的书。在葛雷兹曼看来，这正是因为得益于信息技术，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要等孩子长到足够大的程度再让他们接触到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但与此同时，葛雷兹曼也特别强调，无论身处任何时代，“探索人内心的本质”永远是读者和童书作家所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让孩子们更多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澳洲童书作家倾向于让年轻人更早看到这个世界

新京报：你这次来到中国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以澳大利亚童书大使的身份参与吗？

葛雷兹曼：我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接触中国的年轻读者，包括他们的父母，并且向他们传达一个理念：充分的、大量的、好的阅读，对于一个年轻人的发展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作为澳大利亚童书大使工作的一个重要主旨。我也希望能够更多地理解中澳之间文学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

新京报：我注意到澳大利亚儿童文学出版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很多童书偏重政治化、社会化或者多元文化，包括会讲述性别、土著等问题，可能会更加偏于成人化世界接受的议题，你能否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的现状？

葛雷兹曼：现在很多澳大利亚的童书，还有青少年图书的作者，已经意识到新一代的年轻人很早就接触到了信息技术，他们在非常小的年龄就了解到世界上非常多的地方，甚至是去过这些地方。相较于早先的几代人，也就是过去的世世辈辈，他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澳大利亚的很多童书作家，他们在写作时会更加倾向于让年轻人更早地看到这样的世界。之所以会涉及如此之多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认为，要等孩子长到足够大的程度再让他们接触到这些严肃的问题的时代已经逝去了。我们可以在孩子们已经有这样的技术工具的前提之下，在他们已经有这么多样化的接触方式，有很多背景知识的前提之下，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他们未来在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当中获得竞争性地位。

当然，在做这一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现今的年轻读者，他们想要从故事当中所寻找的东西和童书作家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探索人内心的本质。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让孩子们更多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写作童书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当然，也是我们在帮助孩子们了解探索外界和很多社会政治问题时，必须要重视的方面。

新京报：似乎很多澳大利亚的童书中都有很强的社会意识，包括酷儿理论、女权主义，还有针对特别小的孩子的公民权的图书，比如《爱创造家庭》（LoveMakesaFamily）这样的故事。你如何看待儿童文学领域中社会意识的兴起呢？

葛雷兹曼：我认为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我们所写作的故事、所创作的作品当中，社会意识都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一点我是肯定你的观点的。

在澳大利亚，我们会发现近几十年来社会在飞速发展，也会发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宗教背景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来到了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地方。我认为这对于澳大利亚的儿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他们有机会从一起上学的同学以及周围的朋友那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根本目的也希望能够去探索这些。

《爱创造家庭》插图。

我认为，不同文化背景所带来的不同，可以为我们未来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更为成功的人际关系创造一个更好的基础。而且，现在我们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应该要扮演一个非常有用的角色，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的社会。

《爱创造家庭》插图。

突破生活界限，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更受孩子欢迎

新京报：澳大利亚的孩子们更喜欢阅读哪些类型的图书呢？你自己更喜欢阅读哪些，可以举个例子吗？

葛雷兹曼：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些童书的类型，特别是那些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相关，或者和我们当代生活当中一些非常复杂的社会议题相关的书，我认为对于澳大利亚的儿童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很多儿童也比较感兴趣。

如果让我自己来选择，我认为有一位作者非常有趣，他叫做肖恩·坦恩（ShaunTan），他出版的图书经常是图文并茂，或者只有图片。我非常欣赏他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TheArrival，中文名称应该翻译成《降临》，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图书。他讲述了一些和澳大利亚人社会生活非常相关的重要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移民问题。这本书是全图没有文字的，对我来说，它是十分有力量的、很强大的一本书。它不仅通过图片的形式讲述了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可以帮助读者亲身体验一些全新的体验：比如说去一个新的地方，但是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和文字，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降临》（TheArrival），肖恩·坦恩（ShaunTan），ArthurA.LevineBooks（亚瑟·A·莱文图书公司年11月版）。

现在也有非常多其他关于难民的图书，而且这些图书越来越得到年轻的甚至年幼的澳大利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