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怀个人简历 https://wap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runsizz/

清王朝虽然是满洲入主，但统治者对于汉族的传统文化却并不排斥，而且有意利用，入关以后便注意从民间征访遗书，顺治、康熙期间对拒收之书一般也不会采取禁毁，但是之后的高位者却并没有这样做，小编本次就来讲讲这禁书之例。

作为例外，顺治十六年曾听从给事中杨雍建的建议，禁毁被认为是“异端”的张自烈的《四书诸家辩》和《四书大全辩》。为了修明史，康熙四年诏命各省访求野史，特地宣布：“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当时庄氏史案刚刚结束。高宗即位后，曾于乾隆六年传谕各省督抚，命留心采访儒学著作，随时进呈。这一次颁谕不过是虚设条文，高宗并不重视。督抚们则连敷衍应付也未必做到，数十年间访书所获甚微。

及至乾隆中叶，高宗自以为武功文治已有相当成就，他的统治风格也的确已经成熟，这时采访遗书之事才被异乎寻常地提到文治的首位。三十七年正月，高宗认认真真下了一道征收书籍诏，明确规定凡经史百家有用之书均在征集之列，并具体指示征集办法。然而历时半年多，各地仍无反应。十月传谕督促，各省督抚方才行动起来，陆续汇报采书情况，送上几部常见的书应付过去。眼看这次征收书籍活动就要流产，这时安徽学政朱筠的一份建议改变了局面。

这年十一月，朱筠上疏对征收书籍活动提出的四条建议，主要提到从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辑抄秘书、佚书。部帙达余卷的《永乐大典》是明成祖修文的产物，康熙以来就有人提出加以利用，学者全祖望还做过从中辑佚的初步尝试，获得可喜的成就。朱簧的建议顺势而发，大臣们奉命讨论后认为可以采纳，并拟定了具体实施办法。事事好大求全，总想在“稽古右文”方面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高宗当即批准，决定把《永乐大典》辑之书与宫中藏书和各省采进之书汇编成一部空前的巨典。

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法分类，书名定为《四库全书》，隐隐有压倒《永乐大典》、超过《古今图书集成》的意图。三十八年二月，以军机大臣为总裁、翰林院官员任分校、包括众多办事人员的《四库全书》馆正式开张。许多省份相应设立采访遗书总局，县设支局。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在整理与保存古籍方面建树了不可抹杀的功绩。但是伴随征收书籍、修书过程的查缴禁书运动则起了相反的作用，其罪恶之大甚至被认为不能以功绩相抵。

康雍朝尚未有禁书事。雍正七年礼部侍郎钱以垲上疏请严文字之禁：“除经学、理学注疏及有关政治经济诸书外，其余私著家刻，或涉讽议时事者，已刻成版，即行劈毁，未刻藏稿，即行焚灭。其有限外不焚灭并藏匿刻本、抄本者，察出从重治罪。”世宗谕称其“识见部陋，似此弭谤之举，朕不为也”，“朕大笑而览之”査缴禁书运动是在《四库全书》开馆第二年开始的。开馆之初，高宗虽然想建“稽古右文”的不世之功，可是从开馆之前历时一年多的征收书籍情况看，他知道臣民未必会积极响应，因为文字狱的教训太深刻了。

于是在开馆的同时，高宗再次颁征收书籍之谕，特别劝说藏书之家消除顾虑，踊跃献书。谕中云劝说之余不忘威胁，无意中暗示征收书籍的另一目的，即查明书中“违碍之处”。谕中还吩咐督抚们采到书籍便陆续进呈，“不必先行检阅”。经过这番动说和威胁，各地终于积极行动起来，藏书丰富的江浙地区尤为踊跃，清廷对献书多的人家还给予奖励。至三十九年八月，各省进呈之书累计超过万种，征收书籍活动达到高潮，以后仍续有进呈。

据统计，自三十七年开始征收书籍以来的10年间，清廷共征得书籍余种。但从三十九年开始，征收书籍活动已演变成声势浩大的查缴禁书运动。四十八年以后，随着文字狱高潮的退去，查缴运动进入尾声，累计已有十多万部“违碍”书籍被毁灭。然而高宗仍不满足，他亲自动手，先后于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从“钦定”《四库全书》中查出李清《诸史异同录》、周亮工《读画录》等一批“违碍”书，传谕教训臣下不可松解。

五十三年五月，因安徽新近查缴了数十种禁书，又传谕责怪江苏、江西、浙江等省近期没有缴进禁书，训令督抚实心查办，务必“搜查净尽”。次年五月，高宗再次降谕申饬。五十八年十月，江西奏缴禁书10余种。这是各省历年奏缴的最后一批，历时19年的查缴禁书运动至此告终。嘉庆初年，仁宗采纳大学士朱珪的建议，放宽书禁，一些禁书得以重见天日，流传后世。

虽然这《四库全书》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和学术成就，而且还是中华文明集大成的工程，但是其中被销毁的更是不在少数，且因此事还为清朝的文字狱添了更多的枉死者，或许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对于那些枉死的人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幸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