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日本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由于深受中华文化制度的影响促使日本进行大化革新等全面改革，使得日本国力得到提升，进而在朝鲜半岛等国中一跃而起，加上百济、新罗等国式微，最终成为朝鲜半岛一带的强国。

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图强中，书籍有着重要作用。圣德太子在隋朝时期开始大量派遣遣隋使到中国“多得文书宝物”，此例一开，激发了后世天皇对汉文化的各种需求。针对大批量汉籍流入日本情况，中外学者便纷纷展开对这些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最为著名的是日人藤原佐世在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年)救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该书记录了日本国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汉籍总目录，疑参照了《隋书·经籍志》体例编撰，将当时日本汉籍书目编救在案。随后孙猛先生针对此书作了详尽考证，成果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详考》共分为三部分:一是对《见在书》内容的引用;二是考证篇，对《见在目》中所提到了书目分经、史、子、集四部分一一进行了考证，其中涉及到书目的作者、流传情况、流传版本、研究现状等问题;三是研究篇，收录了多篇对现今存疑问题研究的优秀文章。《详考》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桂五十郎《汉籍解题》记载了历代学者必读书或参考书及在日本通行之书。

书中所记皆为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时间经过，对于了解汉籍流传颇有帮助，而在注解、参考部分又多列日本人的相关著作;其目次为经、史、子、集、政法、地理、金石、目录、小学、修辞、类书、杂书、丛书，末附索引四种，分别为字画、假名、异名和作者。严绍堡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记录了现存日本的中国善本，即明代以及明代以前的各种写本和刊本，按经史子集排列。内容包括正题、按语和附录，正题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藏所;按语记录版式、序跋题记、刻工、印玺及其他相关文献;附录包括古来著录、流传记录以及日本古刊本(包括手写本、刻印本及活字本)。

书末有全书附录五种，一为“《书录》著录日本汉籍主要文库一览表”，二为“汉籍东传日本的轨迹与形式”，三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掠夺的文化资料”，四为“《书录》编著参考书目”，五为“日本藏汉籍珍本访察随笔”，此书收录的汉籍条例有利于补证日藏汉籍书目。王宝平《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收录中国六十八家图书馆藏日本明治时期及以前日人用汉文编纂的书籍两千余种。

分总记、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产业、艺术、言语、文学诸大类，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及藏所，方便查询。以上书目皆是书目类书籍，为文献查询提供了莫大的便利。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严绍温《汉籍东传日本的轨迹与形式》从书籍传播途径入手，对中日书籍交流进行研究。20世纪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太田晶二郎、川口久雄、小岛宪之等从文献学、文学、史学等角度对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做过各具特色的精细研究，其中文献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最具实用价值。

在江户时代的船舶汉籍研究领域，大庭惰所著《江户时代己中国文化受容OO研究》、《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利用各种进口书籍目录、账簿等对船载汉籍中的部分重要典籍作了研究，对现存与汉籍相关的书目从文献学角度进行具体研究，奠定了船舶汉籍研究的基础。以上研究著作探讨了中日汉籍传播的内容及价值，但总体观之，并没有单独针对唐代这一时期的具体研究，故本文主要补充分析这一部分的汉籍传播。

期刊论文部分主要有:朱影《唐代时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摄取》;王勇《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王勇《唐代传入日本的儒学书籍一一以8世纪为中心》;王勇《东亚“书籍之路”一一中华文明史研究之一》等都是从不同方面来研究中日书籍交流情况。郭艾敏《唐代中日汉籍交流研究》和孔庆辉《唐代中国文献流传日本研究》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从书籍流传角度入手考察两国交流情况，有一定借鉴性，但在传播原因、途径、影响等方面解析不够深刻，存在一定的局限。